会议室的门打开时，风裹着高原特有的干燥气息扑面而来。

苏霓摘下耳麦，没急着走，而是站在门口多停了两秒，目光扫过会场——木桌还摆着未收的文件，几台老式摄像机搁在角落，镜头蒙尘，像被遗忘的哨兵。

副县长说得没错：这里的人，认头人，不认流程。

那位部落长老临走前甩下一句话：“祖辈传下来的地，不需要录像证明。”声音浑厚，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可苏霓没反驳，只对翻译说了句：“您可以不说，但我们得记。”

走出村委会小院，夕阳正斜斜地洒在村口那棵枯死的老柏树上。

几个年轻人蹲在地上摆弄一台DV，低声商量着什么。

其中一人竟是长老的孙子多吉。

他抬头看见苏霓，愣了一下，随即站起身，有些局促地笑了笑。

“苏老师……我们想帮阿爷录一段话。”他说的是汉语，磕绊但认真，“他说了一辈子的事，怕以后没人记得。”

苏霓没说话，只是走近几步，看着他们笨拙地调试设备、调整角度，甚至用手机测光。

她的手指轻轻抚过DV边缘，忽然问：“你们知道‘五步法’吗？”

多吉点头：“时间、地点、人物、诉求、佐证。您上次培训讲过的。”

她笑了，眼角微扬，像是风吹皱湖水。“那开始吧。”

三天后，确权办公室收到了一份视频材料。开头清晰冷静：

“时间：2025年3月8日，地点：扎西塘牧场，记录人：多吉。”

紧接着是长老低沉而庄重的声音，讲述家族六代人在草原上的迁徙与守护。

没有怒斥，没有对抗，只有记忆本身的力量。

结尾处，老人亲手按下手印，画面外传来他的声音：“这块地，我愿意确权。”

苏霓翻到签名页，指尖轻点，笔尖落下“通过”二字。

她靠进椅背，望着窗外湛蓝天空，心想：原来最坚固的传统，也能成为新规则的起点。

与此同时，许文澜坐在深圳某栋写字楼的顶层，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

蜂巢系统正在自动校验第五百三十七条上传记录。

每一条都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主妇、快递员、教师、退休法官……但他们做着同一件事：手持身份证，面对镜头，清晰陈述。

“我在此刻、此地，自愿录制本段影像，用于公共事务记录。”

这不是抗议，不是控诉，而是一场沉默却磅礴的合规宣言。

五百份视频，统一格式，精准标注GPS坐标与哈希值，实时聚合为一张动态地图，挂在名为“共述”的公开网站首页。

《民间采集行为安全管理规定》草案组的会议提前终止。

第二天凌晨三点，许文澜收到内部线报：立法进程无限期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