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就该被扣？”高个汉子瞪了他一眼，“你们老板开着豪车，住着大房，还差我们这点血汗钱？”

苏拉在本子上写着“分配正义”，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洞：“可现实里，好像总有人干得多拿得少，有人不干活也能拿钱。”

“这就是公平的幻象。”小林推了推眼镜，从包里掏出本书，“书上说，绝对的公平就像数学里的平行线，看着能交汇，其实永远碰不着。”

“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啊。”李师傅的手指绞着布包的带子，“我儿子总问我‘爸，你为啥不能像同学爸爸那样天天在家陪我’，我咋跟他说？说我得出来挣钱，不然他连学都上不起？”

迪卡拉底望着窗外，劳务市场里还有不少蹲在地上等活的工人，面前摆着写着“木工”“瓦工”的牌子，眼神里带着期盼。“你们觉得，公平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人争出来的？”

“得争。”高个汉子说，“我爷爷那时候，地主把好地都占了，农民只能种山坡，后来不是争回来了？”

“可争也不一定有用。”西装男叹了口气，“我也想给你们全款，可老板不批，我一个打工的能咋办？”

“那就是制度的问题。”马克想起新闻里说的最低工资标准，说起来是保障，可总有人钻空子，“就像种地，光有好种子不行，还得有防虫子的药，有灌溉的渠。制度就是那药，那渠，得管用才行。”

调解员敲了敲桌子：“这样吧，我跟你们老板通个电话，尽量让他按原来说的标准结，你们也体谅下，少扣点，咋样？”

李师傅和工友们对视了一眼，高个汉子说：“行，看在调解员的面子上，少扣点就少扣点，总比一分没有强。”他说得无奈，却透着股没办法的妥协。

走出调解室时，太阳已经偏西，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李师傅攥着刚拿到的工资，数了又数，把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小心翼翼地塞进布包：“扣了三百块，够我媳妇买三天的药。”

“这就算……公平了？”小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