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婉看向几位站在后排的农户。他们穿着粗布衣，脸上有风霜痕迹。她请他们上前。

第一个老头颤巍巍地说：“我家三亩地，年年闹虫。这些娃娃来了，教我们看叶色辨病，还做了诱虫灯。今年收成多了两石。”

第二个妇人接着说：“他们帮我们记账。以前卖菜不知道赚多少，现在一笔一笔都清楚。我还学会写名字了。”

第三个汉子嗓门大：“不止这些！西村塌了段渠，他们自带干粮去修，三天完工。县衙都没派人！”

话音落下，场边一些原本冷眼旁观的士绅，脸色慢慢变了。

老儒生拄着拐杖，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说什么，默默退到人群后面。

苏婉走下台，来到净水装置前。她拿起旁边一本账册翻开，里面记录着各村用水数据、材料成本和维护周期。

“这不是一时热闹。”她说，“从去年冬天开始，全国三百二十七所实践书院，已有四千六百名学子完成农工实训。他们修渠、建井、教识字、做账目，全是实打实的事。”

她合上账本：“朝廷不会只看谁文章写得好。谁能让一方百姓少饿一顿饭，谁就有资格进工部、入户房，甚至参与新政推行。”

这话传出去没多久，就有商贾在边上嘀咕。

“人人都学手艺，将来士不成士，工不类工，礼崩乐坏啊。”

苏婉听见了，回身看着那人：“你说礼崩乐坏，那我问你——若天下人都读圣贤书，却没人会修堤坝，洪水来了怎么办？若满朝官员都会作诗，但没人懂粮价浮动，百姓断炊了怎么救？”

她顿了顿：“学问不在纸上，在地上，在田里，在百姓的饭碗里。”

那人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当天下午，李瑶进了宫。

她手里拿着一份新编的册子，封面写着《实训成效录》。里面按州县分类，记录了各地学子参与的实际项目：某地建风车提水，节省劳力三十人；某村推广轮作制，亩产增两成；还有人设计出省炭灶台，被多家工匠仿制。

她在殿前陈情不过一刻钟，只说了三件事：第一，这批学子中有七成来自寒门；第二，所有成果都有地方官印证；第三，建议择优录用一百二十人进入工部试用，三年考核合格者正式授职。

皇帝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