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五官像是被随意地丢在一张过分拉长的脸上，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被冠以“标准”或“和谐”之类的评语，却因此构成了一种廉价的、令人过目即忘的样貌。

他问起了乔尔——这同样是克劳斯此刻最关心的问题。

他的室友，乔尔·布兰登，在上午时和另外几个人一起，被带走接受了会面。

其他人在午饭前半小时便陆续被送了回来，唯独乔尔没有。

直到现在，他的位置依旧空着。

“我从上午开始就没见过他，”

那个瘦高的青年回答，同时朝不远处的配餐桌瞥了一眼。

乔尔补充道：

“他被带去会面，就没回来过。不过，他的午饭照常供应。”

边上的两个囚犯闻言，凑过去确认了这一点。

乔尔的午餐很好认——独一无二的蔬菜沙拉与一份全麦恰巴塔面包。

只有他一位会点这道，据说是出于健康考虑。

“他那儿出了什么事吗？他们给了他条件，他接受了，然后被释放了？”

有人猜测。

“他是个固执分子。我想不会。”

“今天被约谈会面的，都是固执分子。”

人们轻松地讨论着。

这里的氛围确实不差。

虽然这是一个集中关押他们这些囚犯，并冠以“病人”之污名的处所，但伊米塔多公司的人却表现得彬彬有礼。

他们似乎仍然执着于程序上的某种合法合规，除了必要的威逼利诱，从未诉诸过暴力。

这在他们占据着绝对道德与物理优势，而对手任人宰割的情况下，极其罕见。

在这里，你只需要在被约谈后，签署一份协议，承诺放弃“不切实际的坚持”，承认病情并接受治疗方案，就可以在一周的“康复计划”后，直接离开，重新面对生活。

一小半的人在第一次约谈时就离开了，多数人在第二次。

两次之后仍然留下的，便被贴上了“顽固分子”的标签。

乔尔·布兰登就是其中之一，且是最顽固的那一派。

而克劳斯——他很特别。

他从未被约谈过。

虽然没有亲眼见到那些约谈的场面，且乔尔对其的态度极为恶劣。

但这些传闻，依然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

但现在，克劳斯感到了一丝烦闷。

他看到，那些早上同样接受了约谈的顽固分子，此刻都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缄默，如同被抽走了声带。

没有人开口回应关于乔尔的疑问。

他们只是低着头，吃着各自盘中的食物。

一定发生了什么。

他看向离他最近的那一位。

“马可·安东尼（Marco Antonio），”

他叫出了对方的名字，“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那位被点到名的男士身体猛地一颤，餐叉从指间滑落，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他立刻拾起餐具，用手胡乱地整理了一下自己本就乱蓬蓬的头发，然后摇了摇头。

从头到尾，他都不敢抬眼看克劳斯的眼睛。

“我不知道。”

他的声音细若蚊蝇。

“你看上去就像个该死的同性恋者。”

克劳斯说，

“但我知道你不是。

正面回答我，不要说谎，不要该死地藏着话——”

他的语气逐渐失去了控制，如同即将沸腾的水，开始冒出危险的泡。

他身侧的两个人不自觉地与他拉开了一些距离。

他在做错事。

是的，当然，克劳斯知道。

他在让自己变得不受欢迎，在破坏这个脆弱的、由共同的困境与合乎情理的礼貌所构筑的稳定局面。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问清楚。

乔尔·布兰登无疑是个好人，也是个聪明人。

他是一个真正理解这场运动意义的人。

他知道其存在的问题，知道方针与执行上的种种谬误，并对此有着严肃而有效的剖析，甚至构想出了一套虽然远未成熟的解决方案。

他对于自己的理想绝对忠诚，既懂得如何阐释它，也懂得如何去实现它，他清楚地知道目标为何物，并不懈地为之努力。

他是真真正正明白克兰普政府的错误，一位愿意向着野蛮、自私与邪恶斗争的斗士。

克劳斯作如是想。

乔尔的存在，让他重新思考了整场起义的意义，并重新燃起了某种希望

——起义之所以高尚，便是因为有乔尔这样的人存在；

之所以失败，便是因为乔尔没有成为领袖，而成为领袖的是卡迈克尔那种叛徒。

失败并不能泯灭其内核的伟岸与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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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劳斯自己——他带给他家乡的一切苦难，也不能完全掩盖他最初那个纯粹的愿景。

他觉得沃尔普说得对，友利坚应该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应该相信涂尔干（Durkheim)、韦伯（Weber)、滕尼斯（T?nnies)那些人的远见。

应该跟随乔瓦尼·沃尔普，应该听从乔尔·布兰登。

而现在，乔尔·布兰登，这位他刚刚认识了十二天的人生导师，下落不明。

克劳斯站起身，走近那个仍在埋头吃着食物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