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偏殿内，那笔震撼人心的巨额财富刚刚被赋予明确的去向，空气中弥漫的震惊与亢奋尚未完全沉淀，殿外便传来了清晰而谨慎的叩门声。

“陛下，礼部尚书李思诚、侍郎温体仁、仪制司郎中倪元璐于殿外候旨，呈报登基大典仪程。”方正化的声音适时响起，如同精准的报时器，将皇帝的思绪从“钱该怎么花”的现实考量，拉回到“如何坐上龙椅”的礼仪轨道。

朱由检（崇祯）深吸一口气，将案上那些令人血脉贲张的清单推到一旁，仿佛拂去一层沾染了铜臭与血腥的尘埃。他需要切换状态，从一个清算者、一个理财者，变回那位即将君临天下、却仍需遵循祖制礼法的监国亲王。

“宣。”他声音平稳，听不出丝毫波澜。

殿门轻启，三位身着绯袍的礼部官员低眉顺眼，鱼贯而入。为首的尚书李思诚年纪较长，资历虽老，但在魏忠贤当政时明哲保身，少有建树，此刻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惶恐与恭顺。侍郎温体仁则依旧是那副谦卑谨慎、人畜无害的模样，只是眼角的余光极其迅速地扫过殿内情形——英国公和徐光启在座，年轻监国神色平静，这组合让他心中暗自掂量。最后面的倪元璐，年纪最轻，眉宇间带着一股尚未被官场完全磨平的清刚之气，他是天启二年的进士，以书画和文采知名，在阉党势大时也未曾同流合污，算是礼部中难得的一股清流。

三人行至御案前，整齐划一地撩袍跪倒：“臣等叩见监国千岁（陛下）！”

“平身。”朱由检虚抬了一下手，“是为登基大典之事？”

“回监国，”李思诚作为主官，双手捧着一本厚厚的、以明黄绫缎装裱的奏折，恭敬呈上，“此乃礼部谨依《大明会典》、《皇明祖训》，并参酌孝宗、世宗皇帝登基旧例，拟定的登基大典详尽仪程，共一百零八项细则，恭请圣览裁定。”

方正化上前接过，转呈至御案。

朱由检并未立刻翻开，目光扫过三人，淡淡道：“说说概要，重点何在？所费几何？” 他直接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经历过刚才的“抄家震撼教育”，他对“花钱”这件事变得异常敏感。

李思诚显然准备充分，略一沉吟便流畅回道：“回监国，大典核心在于告祭。需先行告祭天地、宗庙、社稷，陛下您于皇极殿（清太和殿）即皇帝位，接受百官朝拜，颁布诏书，昭告天下。其后，还需谒告奉先殿、奉慈殿，尊奉两宫太后徽号，册封后妃（虽陛下中宫暂虚，仪程需备）等。”

他顿了顿，声音略微提高，带着一种程式化的赞叹：“此乃国之盛典，万民观瞻之所系，四海宾服之象征，故各项仪仗、器物、陈设、赐宴，务求隆重大气，彰显天朝威仪。礼部初步预算，需耗银…约八万两。” 说完这个数字，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监国的脸色。

“八万两？”朱由检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他想起刚才那几十万两几十万两拨出去的军饷和赈灾款，这八万两听起来似乎不算天文数字，但联想到万历皇帝一次采办珠宝就能花费两千四百万两白银的荒唐记录，以及眼下百废待兴、处处缺钱的现实，这笔“面子工程”的费用就显得格外扎眼。

他没有立刻表态，手指轻轻敲击着那份华丽的仪程奏折，看向温体仁：“温侍郎，你有何看法？”

温体仁立刻躬身，语气无比恳切：“李尚书老成谋国，所议仪程皆依祖制，臣并无异议。登基大典确应隆重，以安天下臣民之心，示新朝新气象。只是…”他话锋极其微妙地一转，带着十足的忧国忧民，“只是如今国库不充，陕西灾情、辽东军饷皆需急用，若能在不减损典礼庄重的前提下，于细微处稍作俭省，譬如赐宴规模、赏赐范围略加约束，既全了礼数，亦彰显陛下体恤民艰之圣德，则天下必更感念陛下仁心。”

这番话滴水不漏，既赞同了上司，又表达了“节俭”的立场，还将最终决定权和高帽子一起巧妙地甩给了皇帝，典型温体仁式的圆滑。

朱由检不置可否，目光最后落在倪元璐身上：“倪郎中，你负责仪制细则，有何想法？”

倪元璐似乎没想到监国会直接询问自己这个级别较低的官员，愣了一下，随即挺直腰板，声音清朗而直接：“回监国，臣以为，温侍郎所言在理。然臣观仪程草案，诸多用度仍循旧例，甚至有万历朝奢靡之遗风。譬如卤簿仪仗中，金器、丝绸耗费巨大，许多器物仅使用一次便束之高阁，实为浪费。‘礼，与其奢也，宁俭’。 臣以为，大典之要，在于心诚礼备，而非器物堆砌。陛下若下旨裁减浮费，臣可立即协同同僚，拟定一份既合礼制、又省靡费的细则，预计…可节省至少三成开支。”

这话就比温体仁实在具体得多，甚至直接给出了节省比例。

李思诚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倪元璐这话等于间接批评了他这个尚书拟定的方案不够“俭省”。温体仁则眼观鼻，鼻观心，仿佛什么都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