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把墙面照得像一块没有瑕疵的瓷片，却照不进空气里弥漫的沉重。赵立东坐在铁椅上，双手被铐在桌沿，白大褂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碘伏痕迹——那是他昨天在急诊室缝合伤口时蹭上的，现在却成了他从赵医生变成嫌疑人的尴尬注脚。他低着头，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只有手指偶尔会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泄露了他的慌乱。

赵医生，对面的刑警张劲松推过来一杯温水，杯底碰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我们已经调取了李主任家单元楼的监控，10月17号晚上8点12分，你戴着口罩和鸭舌帽进去，9点03分出来，手里多了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那个包，我们在你医院的储物柜里找到了，里面的手术刀柄上，有你和李建明主任的双重指纹，还有微量的血迹——DNA比对结果，和李主任的完全一致。

赵立东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原本温和的眼神变得浑浊，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张劲松把一份打印好的通话记录放在他面前：这是你和李主任案发前一个月的通话记录，有17通是你打过去的，最长的一次聊了42分钟，最短的只有1分23秒。根据运营商后台的录音调取，最后一次通话里，你跟他吵得很凶，你说你不能这么做，那是我的研究成果，对吗？

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赵立东紧绷的神经。他突然捂住脸，肩膀开始剧烈地颤抖，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在空旷的审讯室里显得格外刺耳。是……是我做的……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杀了李建明……我不是故意的，是他逼我的……

张劲松没有打断他，只是递过去一张纸巾，示意他继续说。赵立东接过纸巾，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和鼻涕，眼神飘向窗外——那里能看到医院的住院楼，他在那里工作了八年，从一个刚毕业的规培医生，熬到能独立负责课题的主治医师，可现在，那栋楼里再也不会有属于他的诊室了。

我和李建明是2015年一起进的仁心医院，他比我大五岁，资历比我深，后来成了我的上级医师，也就是大家说的带教老师。赵立东的声音慢慢平静下来，像是在回忆一件遥远的事，“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挺好的，带我上手术，教我看片子，我那时候特别尊敬他，觉得跟着他能学到东西。直到2019年，我开始做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的课题，一切都变了。

那是赵立东熬了无数个夜晚的心血。为了收集患者数据，他每天提前两小时到医院，给门诊的老人做认知功能测试；为了验证药物效果，他在实验室里待了三个多月，连春节都没回家，终于在2021年初，做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一种能通过血液标志物早期筛查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法，准确率能达到89%。

我当时特别兴奋，第一时间就把研究报告拿给李建明看，想让他帮我把关，然后一起投稿到《中华神经科杂志》。赵立东的手指紧紧攥着纸巾，指节都泛了白，“可他看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还不够成熟，就让我先放一放。我那时候没多想，以为他是严谨，就回去接着完善数据。可没想到，三个月后，我在医院的学术会议上，听到他拿着我的研究报告，跟院长和其他科室主任汇报，说这是他带领团队做的重大突破。

赵立东当时就懵了。他坐在台下，看着李建明在台上侃侃而谈，把他熬夜收集的数据说成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把他设计的检测方法说成是“自己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甚至连报告里的图表，都是他当初亲手画的——只是署名处，赫然写着李建明、赵立东，他的名字被排在了后面，像个无关紧要的附属品。

散会之后，我去找他，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赵立东的声音里带着咬牙切齿的愤怒，他却说，立东，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这个课题挂我的名字，更容易拿到 funding（科研经费），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我不同意，跟他吵了起来，他就翻脸了，说你别忘了，你的职称评定还在我手里，想不想升副主任医师，你自己掂量’。

从那以后，李建明就开始处处针对赵立东。他把赵立东手里的重症患者都调给了别人，只给了他一些感冒发烧的普通门诊；他扣下了赵立东申请参加全国神经科会议的名额，转而给了自己的学生；甚至在科室里散布谣言，说赵立东眼高手低、不服从管理，让其他同事对赵立东渐渐疏远。

我忍了两年。赵立东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想着，只要我再做出新的成果，总能证明自己。2023年，我开始研究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的课题，这次我特别小心，所有的数据都存在自己的私人硬盘里，连实验记录都锁在抽屉里。可没想到，今年9月份，医院要申报省级重点实验室，李建明找到我，说要把我的干细胞课题纳入他的申报材料里，还说这次算你第一作者，但实验室主任的位置，必须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