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笔尚未归匣，羊皮舆图上的五道红线犹在眼前蜿蜒。我未动，工部官员已疾步而入，袍角带风，手中捧着一卷竹简。

“先生，驿站选址草册已拟就。”他双手呈上，额角微汗，“依令以三百里为大驿，百里设补给点，共列七十二处，其半已在动工。”

我接过，目光扫过名录，停在武都、天水两站。这两地接陇西前线，旧道残破，新路尚在铺石，若无变通，军情仍会滞塞。

“陈良何在？”

话音未落，一人自殿外快步而来，身形瘦削，布衣束发，腰间悬一皮囊，内藏各地里程簿。此人便是新任驿站主管陈良，原是南中郡小吏，徒步丈量山道十七县，对川蜀地势熟如掌纹。

他躬身行礼，声音低而稳：“属下已在各主干道派员勘界，木桩明日便可立齐。然凉州一线，三处补给点因地势险窄，暂难建舍，是否暂缓？”

“不缓。”我放下竹简，“文书不能等。德阳至汉中段可用快马接力，每五十里换人换马，临时设岗哨代驿。另调亲兵十名，携密封军报先行试传。”

工部官员迟疑：“若途中遇雨，山路泥泞，马匹难行……”

“那就步行。”我起身，走到舆图前，指尖划过成都至凉州一线，“骑兵可弃马攀岭，只求文书不误。另备双份——一份明传，一份暗藏马鞍夹层，由专人押送，交接时验虎符、对暗语。”

陈良立刻记下，从皮囊抽出纸笔，迅速誊录指令。我瞥见那纸质地粗糙，边缘毛刺，乃是旧法麻纸，书写稍重便渗墨晕开。

“此纸不堪大用。”我说，“即日起，改用新法造纸。”

二人抬眼，不解。

我从袖中取出两张薄片，递去。一张仍是旧纸，另一张色略泛黄，却厚薄均匀，触手柔韧。

“此为新方所制，以树皮、稻草为料，成本不足旧纸三成。且耐折耐磨，浸水不烂。”我提笔蘸墨，在新纸上写下“军情急递”四字，墨迹清晰，未有半分晕染。

工部官员惊道：“此纸若能量产，每日数百文牒皆可无忧！”

“不止文牒。”我将纸收回，“边关战报、粮草调度、民情奏本，皆赖此流通。今日起，命工坊筹备——成都、江州、汉中三地先建新纸工坊，原料由驿站统配，成品直供各道文书房。”

陈良沉吟片刻，问：“是否需设专队护送纸运？此前有豪强截驿夺信，若连纸都控于彼手，恐为患。”

我点头：“你说得是。旧邮驿之弊，正在私相把持。今驿站归丞相府直管，文书加火漆封条，骑卒佩编号铜牌，交接必登记时辰姓名。若有延误或遗失，追责到人，以‘误国罪’论。”

殿内一时寂静。

工部官员低声叹：“如此严密，百年未有。”

我未应。心中清楚，这非权谋之术，而是系统所授“驿站建设标准”的执行底线。效率与秩序，从来靠制度，而非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