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颜良真的做得太过分，比如利用资本优势彻底挤垮所有中小商人，甚至试图操控西域政治，那么，来自都护府，乃至开封朝廷的敲打，恐怕很快就会到来。

毕竟，他们最终的销售市场，很大部分还是在大宋境内，离不开官府的“关照”。

因此，对于刘备这种“另辟蹊径”、并不直接威胁到他们核心利益，甚至某种程度上活跃了底层市场的行为，颜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基于对强大国家机器可能的干预的敬畏。

西域的规则，不仅仅是商业规则，也包含着政治规则。

于是，在于阗的玉石市场上，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种模式：

一种是颜良、袁绍等人高举高打，试图垄断上游资源的“巨鳄”模式；

另一种则是刘备等人深耕细作，与底层生产者建立联系的模式。

前者风光无限，目标明确；

后者低调潜行，根基渐稳。

这场玉石之争，远未到终局，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悄然展开。

然而，就在颜良的“玉业同盟”与刘备的“底层渗透”各自按照预定轨迹发展，于阗城沉浸在一片商贸繁荣的喧嚣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打破了表面的平静。

起初，只是城西贫民区有几人出现高热、呕吐、身上起红疹的症状，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但很快，类似症状如同无形的野火，在人口密集的城区迅速蔓延开来，染病者日众，甚至开始出现死亡病例。

恐慌，如同瘟疫本身一样，以更快的速度席卷了整个于阗城。

“是瘟疫！是瘟疫啊！”

“天神降罪了！快逃啊！”

“中原人带来的！一定是这些外来人带来的灾祸！”

各种毫无根据的流言也开始滋生。

市集迅速冷清下来，店铺纷纷关门，人们躲在家中，不敢轻易外出。

往日车水马龙的街道变得空旷，只有偶尔匆匆跑过的、用布蒙住口鼻的求医者或者运送尸体的人。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绝望和恐惧的气息。

这股恐慌情绪，同样迅速传染到了在于阗的中原商人群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