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澜盯着屏幕上那句粗糙的口号——“让每一句诉说都被听见”，沉默了片刻。

她没有下令审查，反而打开自己的个人钱包，悄悄地向那个学生团队的公开募捐地址，捐赠了一笔足够他们扩容十倍服务器的资金。

在附言里，她只留下一句话：“记住，工具不该服务于控制，而要帮助弱者握紧话筒。”

半个月后，苏霓受邀去参观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一进教室，她就愣住了。

教室后墙的“荣誉栏”上，没有贴奖状和流动红旗，而是贴满了孩子们带回来的“我家的声音契约”卡片。

形式五花八门，充满了生命力——有的孩子不识字的奶奶，用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来代替签名；有的孩子把爸爸工地上发的、印着照片的工牌拍下来，打印出来贴在旁边作为附件；最让苏霓动容的，是一个孩子的契约旁边，缝着一小块粗布，上面是一个鲜红的指印。

孩子说，这是他妈妈按完手印后，怕丢了，特意从旧衣服上剪下来，让他缝进书包内衬里的。

苏霓蹲下身，轻声问那个把布条缝进书包的女孩：“如果家里有人不同意你录音，那该怎么办呢？”

女孩抬起头，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满是认真：“那就先不录呀。老师说了，要等她心里准备好了，想说的时候再说。等待，也是一种尊重。”

苏霓笑了，眼眶却有些发热。

她在学校的反馈意见表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行字：“真正的伦理教育，往往发生在权力最小的地方。”

一周后，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推送，弹入了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手机。

司法厅联合文化部，正式发布了《关于规范民间文化记录活动的指导意见（试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第十二条明确指出：“……应充分尊重记录对象的个人意愿与特殊情况，积极探索并承认非书面形式的有效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亲属见证下的录音或录像声明、可验证的生物特征信息（如指纹、声纹）备案等……”

文件甚至直接引用了西南麓县的“亲属见证+录音备案”模式，作为优秀范例向全国推广。

消息发布的那天下午，苏霓正在菜市场里挑拣着青菜。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她拿出来，看到了那条新闻推送。

她怔怔地看着屏幕，许久没有动。

忽然，耳边传来一段熟悉的稚嫩童声，是从旁边菜摊的摊主大姐那台老旧的按键手机里传出来的。

“姥姥，你跟姥爷结婚那天，你开心吗？”

苏霓抬起头，看见那位大姐一边笨拙地给顾客称菜，一边侧着耳朵听手机里的录音，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

她没有回答录音里孙女的问题，只是在称完菜后，顺手又抓了一大把水灵灵的小葱，塞进了旁边一位邻居空着的购物袋里。

苏霓的目光，落在了那个购物袋上。

那是一个已经褪色发白的帆布袋，上面印着一行几乎快要磨掉的字：市广播中心。

一切似乎都在变好。

曾经紧握话筒的庞大机构，如今也和普通人一样，提着菜篮，聆听着来自民间的、最微小的声音。

苏霓付了钱，转身离开喧闹的菜市场。

冬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驱散了最后一丝寒意。

然而，她没有注意到，在她身后，那个卖报纸的报刊亭老板，正慢悠悠地从亭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卷胶带和一张刚刚打印出来的、字迹异常醒目的告示。

他仔细地擦了擦玻璃窗，然后将那张告示，端端正正地贴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