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迎祥不仅会笼络人心，还很会打仗。公元1633年，明军将领洪承畴率领大军，对起义军发起了“围剿”。当时的起义军被明军包围在黄河沿岸，眼看就要全军覆没。高迎祥却一点不慌，他观察了地形后，决定从结冰的黄河上突围。他让士兵们在冰面上铺干草，防止打滑，然后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趁着夜色，从明军的包围圈薄弱处冲了过去。等明军反应过来的时候，高迎祥的队伍已经过了黄河，进入了河南境内。
这次突围，被后世称为“黄河冰渡”，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一次经典战例。《明史·流贼传》里记载：“迎祥乘冰渡河，陷河南，众至十余万。”意思是说，高迎祥趁着黄河结冰渡过河，攻占了河南，兵力达到了十几万人。从此，起义军的活动范围从陕西、山西扩展到了河南、湖北等地，给明朝的统治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进入河南后，高迎祥的队伍发展得更快了。河南的老百姓跟陕西一样，也受够了明朝的压迫，见闯王来了，纷纷响应。高迎祥率领起义军，先后攻克了洛阳、开封等地的县城，还缴获了明军大量的武器和粮食。
当时的明朝，已经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一方面要应对后金（后来的清朝）的进攻，另一方面要镇压农民起义。朝廷能调动的兵力有限，只能拆东墙补西墙。高迎祥看准了这一点，采取了“流动作战”的策略——不跟明军长时间对峙，而是四处攻城掠地，让明军疲于奔命。
公元1634年，高迎祥率领起义军进入湖北，攻克了襄阳、荆州等地。明朝的湖广巡抚苗胙土，吓得躲在武昌城里不敢出来，只能向朝廷求援。崇祯皇帝急了，任命卢象升为五省总督，负责镇压农民起义。卢象升是明朝末年难得的良将，很会打仗，他上任后，很快就组织了一支精锐的明军，对高迎祥的起义军发起了进攻。
高迎祥跟卢象升打了几仗，发现卢象升的军队确实不好对付——明军装备精良，纪律严明，跟之前那些一触即溃的明军完全不一样。高迎祥知道，硬拼肯定不行，只能靠计谋。他故意让起义军假装战败，引诱卢象升追击，然后在途中设下埋伏。卢象升果然上当，率领明军追进了埋伏圈。高迎祥一声令下，起义军从四面八方杀出来，明军顿时乱了阵脚。这场战斗，明军伤亡惨重，卢象升也差点被俘。
经此一战，高迎祥的名气更大了，连崇祯皇帝都知道了“闯王高迎祥”的名字，把他当成了“心腹大患”。崇祯皇帝在朝堂上发脾气说：“朕养着你们这些大臣，连一个高迎祥都收拾不了，朕要你们何用！”（《崇祯长编》）
可高迎祥根本不在乎崇祯皇帝的愤怒，他继续率领起义军纵横天下。公元1635年，高迎祥在荥阳召开了“荥阳大会”——这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十三家起义军首领。会议上，大家讨论了如何应对明军的“围剿”。有的首领主张各自为战，有的首领主张投降明军。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高迎祥站了出来，说：“咱们不能各自为战，更不能投降！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败明军！”
他还提出了“分兵定向”的策略——把起义军分成几路，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进军，这样既能扩大起义的范围，又能分散明军的兵力。大家都觉得高迎祥的主意好，纷纷表示同意。在这次会议上，高迎祥被推举为“盟主”，统一指挥十三家起义军。
荥阳大会后，高迎祥率领主力部队，向明朝的中都凤阳进军。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明朝的皇陵就在这里，朝廷派了重兵把守。高迎祥知道，攻打凤阳难度很大，但他也知道，一旦打下凤阳，就能极大地打击明朝的士气。
为了攻打凤阳，高迎祥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先是派人去凤阳侦查，摸清了明军的布防；然后又挑选了一批精锐的士兵，伪装成明军的士兵，混入了凤阳城中。公元1635年正月十五，高迎祥率领起义军，对凤阳发起了突然进攻。城中的内应也趁机作乱，打开了城门。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凤阳，烧毁了明朝的皇陵和龙兴寺。
攻打凤阳，是高迎祥起义生涯的巅峰。《明史·流贼传》里记载：“迎祥陷凤阳，焚皇陵，朝野震动。”意思是说，高迎祥攻占了凤阳，烧毁了皇陵，明朝的朝廷和民间都非常震惊。崇祯皇帝得知消息后，痛哭流涕，穿着丧服在朝堂上祭拜祖先，还下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错。
攻占凤阳后，高迎祥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可他的麻烦也来了。首先，起义军内部出现了矛盾——张献忠觉得高迎祥太出风头，不愿意再受他指挥，率领自己的队伍离开了高迎祥；李自成虽然还跟着高迎祥，但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开始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其次，明朝加大了对起义军的镇压力度——崇祯皇帝任命洪承畴为三边总督，孙传庭为陕西巡抚，让他们联手镇压高迎祥的起义军。
小主，
洪承畴和孙传庭，都是明朝末年最有军事才能的将领。洪承畴擅长统筹全局，孙传庭擅长指挥作战，两人配合默契，很快就对高迎祥的起义军形成了包围之势。高迎祥率领起义军，在河南、湖北一带跟明军打了几仗，都没能摆脱明军的追击，兵力也损失了不少。
公元1636年，高迎祥决定率领起义军返回陕西。他觉得，陕西是自己的老家，老百姓支持自己，而且地形复杂，有利于跟明军打游击。可他没想到，洪承畴和孙传庭早就料到了他的想法，在他返回陕西的必经之路——潼关，设下了埋伏。